龚留柱的一封信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 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 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 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 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 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 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 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 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 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 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 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战国文字最早被发现是在西汉以后，历代学者都对战国文字进行了研究。 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一些未遭秦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先后从地下和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 这些古籍多使用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写成的，被称为古文。 东汉许慎在《说文》一书中对所收一千多个古文从形音义角度进行了全面地研究。 自三国到民国以前，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主要有魏初的邯郸淳、西晋的荀勖、和峤、卫恒、束晳、续咸、隋颜之推、唐傅奕、北宋郭忠恕、夏竦、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石林、清代陈介祺、吴大澄等人。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巨增，这一时期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也随之增多，主要有王国维、唐兰、刘节、容庚、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人。 其中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他将“古文”确定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这一结论指明了“古文”的性质及正确年代，是对研究战国文字的重大贡献。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 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特殊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 这样，我们凭借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 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 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题为元大德间刊本，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南史》残存二十六卷，即《本纪》四至七、《列传》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 王重民先生说：（此本）“下书口记刻工，大都为朱敬之、徐进卿、何甫三数人所刻。 敬之或署朱苟，或单署敬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 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可证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出处同上）。 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 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 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 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 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 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无姓者，共一千三百人。 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国印刷史》这部巨著。 他说：“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 因宋本蝴蝶装，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不易看出，所以数字不全。 若加入《碛（音气）砂（同沙）藏》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 （见《中国印刷史第三章》） 古籍的流传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 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 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 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 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五蠹（音度）》、《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 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 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 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 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傅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 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 《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 盖集之盛，自是始也。 （四库全书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 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 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 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 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 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龚留柱《春秋弦歌〈左传〉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本书共分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 正文从《左传》的来历与传统，《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与中国史学、文学、政治文化，《左传》与中国兵学等方面讲述了《左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左传》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全方位影响。 《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经》为伪作的学者，很注意从《孝经》内部寻找攻击点，焦点有二： 一是《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说者认定是《孝经》袭《左传》。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 《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 《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 《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 勘其文字，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 姚氏将《左传》和《孔子闲居》等一律视为汉儒之作，未免成见过深。 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战国楚简，内中即有《孔子闲居》，姚说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适成反证。 类似之说，可置而勿论。 姚鼐《孝经刊误书后》云：“若其词有同于《左传》者，盖此固曾氏之书，而《左传》传自曾申，刘向《别录》记之矣。 意或为《传》时取词于是，未可知也。 姚说甚是。 以《孝经》与《左传》有同文，而断言必是《孝经》袭《左传》，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二是认为《孝经·谏争章》关于“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 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 子曰：“是何言与 是何言与 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士有争 友，则终身不离于令名。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 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故当不义则争之。 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此章“父当有争子”的论述，与孔子思想明显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多少低回曲折 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 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 其言绝不伦类。 杨成孚《经学概论》云：“《孝经》中的思想，亦不应与《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曾子论孝的内容发生矛盾。 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则认为子与父辩是祸乱之源。 （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辩难者将争子之“争”理解为“争辩”，似有偷换概念之嫌。 此“争”为“诤”之借字，御注云：“争谓谏也。 孔子生逢乱世，昏君当道，乱臣弄权，贼子篡弑，若置若罔闻，依然偏扬敬顺，不倡谏诤，能成其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 从某种程度而言，乱世的形成，正是缺少争臣、争子。 因此，孔子反对愚孝，在情理之中。 御注云：“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 得之。 孔子关于“父当有争子”的思想，并非只见于《孝经》，在孔门弟子的著作中，时有所见，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 之大行也。 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孝子 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 命则亲荣，孝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