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书记的一封信群众路线

编者按：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 日前，县委书记褚银良《写给乡镇街道书记的一封信》，是对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勉励，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党员身份、领导位置和重要责任，倍加珍惜当前的干事岗位，用实际行动为推进“两美”宁海建设、加快跨越发展做出努力。 前段时间看了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要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深有感触。 现在利用党校学习的机会，给大家写信，谈谈自己的内心，希望与大家共勉。 一、要好好想想自己。 眼下有些人觉得乡镇街道工作特别是书记镇长主任的位子太苦、太累，压力太大；有些人受了点“委屈”，就心意难平甚至“萌生退意”；有些人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和付出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有些人抱怨工作不实惠、不划算，有“挪挪地方、换个活法”的念头。 作为县委书记，我能体会大家的酸甜苦辣，但我觉得评价工作、衡量自己更需要一把正确的尺子、准确的坐标。 位置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是组织安排的，要想想自己是悠闲自得坐在位子上，还是把它当作指挥部、战斗部、工作部和服务群众的巨大平台 要想想自己在这个位子上干得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干得最好 如果换了别人来干，会不会比你强 如果离开这个岗位、离开这个队伍又会怎样 回过头再想想自己一路走来，当初的理想信念、豪情壮志还在不在 当你碰到重重压力和种种委屈的时候，是不是初衷未改 有人说，一个人的抗压性决定他(她)的幸福度，但我要说，你对事业的忠诚度决定了你的抗压性。 最后再用“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生、先辈先进”四面镜子来照照，看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被灰尘蒙蔽了，是不是有过多的利益考虑、世俗计算 希望大家时常反省自己，时常打扫思想的灰尘，让自己的内心更加透亮，让干事创业的信念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 二、要好好想想职责。 乡镇街道工作处于宏观之末、微观之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作干得好坏从大的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安危，从小的讲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发展与稳定。 作为乡镇街道书记镇长主任，“芝麻官挑千钧担”，这个岗位既能锻炼人，也是用来干事、能干成事的“最好位置”。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大家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位置意识、干事意识，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价值感，看淡一己得失，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要抓住“矛盾点”，敢啃“硬骨头”，“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出英雄”，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狮子率队、虎口夺食，积极主动攻坚克难而不是回避推卸。 要狠抓省市和县委、县政府部署的落实，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做到落实向我看齐、问题到我为止，要把重大项目的落地推进、城乡环境大整治的开展、转型升级组合拳的实施、基层基础的夯实等中心工作时刻铭记在心，加力度、抓进度、增热度，形成干事创业的大合唱。 三、要好好想想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 作为基层的领导干部，很多时候要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一言一行群众看在眼里，一举一动涉及群众利益，要站在群众立场时常审视自己的工作。 在对待群众问题上关键是要把自己摆进去，换个角度讲我们也是群众，要多想想群众的难处，多听听群众的诉求，对群众多一点耐心、关心和热心，要像焦裕禄那样跟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用真心换真情，用为民换民心。 群众路线也是工作的方法论，要善作群众工作，注重调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把工作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真正依靠群众把事情办好。 事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奋发有为是主要因素。 态度改变命运，激情创造奇迹 希望乡镇街道书记镇长主任认清自己的党员身份、领导位置和重要责任，倍加珍惜当前的干事岗位，拿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真诚，拿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力，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成就一番事业，赢得一方认可，用实际行动为推进“两美”宁海建设、加快跨越发展做出努力 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 您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 如果没有您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级有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胜利。 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反动统治下，老百姓就还在黑暗中挣扎。 所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情。 您是我们全中国有目共睹的好主席。 您改变了我们中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多么美好。 最近我读了一本写您的书，叫《毛泽东人生片段》，读后深有感触，这本书写您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您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您集中中华民族大成智慧于一生，意溢于海，视通万里，又以孜孜不倦的求索，躬行大道，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杰出成就。 在中共合作全面破裂时刻您镇定自若，带领红军进行长征，躲避国民党围剿。 您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二万五千里的艰险路途。 您指出老百姓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打败陈独秀的封建思想。 革命时期，您机智英勇，让敌人一次次放弃强占中国的战略。 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中国进退两难时，您集中兵力，一次次的成功衬托着您为中国解放的不辞艰苦。 1952年夏，在广东省内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中，有人指责海南土改进度慢，并抓住海南区党委曾挂过冯白驹像和当时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南代表准备提出将海南成立一个省的建制的议案（注：当时海南隶属于广东省，这一议案后来因意见不一致而没有正式提出）等问题，指责冯白驹搞所谓的“地方主义”对他进行了批判。 随后，广东省委调冯白驹离开海南到广东省工作。 冯白驹调离海南后，区党委班子调进了不少外来干部，地方干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 有些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在工作中造成了不少的失误。 时任华南局第四书记的陶铸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下海南之前，就物色海南的地方干部，打算调回去充实海南的地方领导班子。 当时，他选中了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任秘书长的林克泽，想要他回去任海南行署的主任。 林克泽是20年代入党的老干部，此刻正生病住院治疗，听说要调他回海南工作，一口回绝了。 他表示海南的工作难搞，不想去。 为此，陶铸亲自到医院去做林克泽的思想工作，林表示再考虑考虑。 陶铸从医院出来，又怕林克泽的思想会出现反复，又去找冯白驹，要冯再去做林克泽的工作。 10月13日，冯白驹前往医院做林克泽的思想工作，要他回海南当行署主任。 林当时未答应。 14日，林克泽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写了一封信给冯白驹，信中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的人选名单，并说他回海南如果不担任区委书记，很难发挥作用。 林克泽在信的末尾写到：“古老（古大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也让他看一看。 冯白驹不在，信就由他的妻子曾惠予收后交秘书郭晓东进行处理。 而郭晓东违反了信件的一般处理原则，将冯白驹的信看过后交给了当时任省委纪检会的书记李坚真，再由李坚真交给了省委的主要负责人。 陶铸看过了这封“密信”之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企图从组织上来改组海南区党委和海南行署，排挤外来干部以及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海南地方干部，攫取海南党组织和军队的大权，把海南变成“独立王国”的阴谋。 陶铸立即把信交去复印，分发给正在参加广东省委的省委委员们传阅。 这样，这封信竟成为所谓的“反党信件”，并由此无端的掀起了“反地方主义”的狂澜和一排排整人的恶浪。 195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第8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的决议》，自此以后，冯白驹蒙受了极大地冤屈，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了大小会议的批斗和报刊的批判，广东省委、省人委、和广州市委、各地市委、各地市县因受牵连而被处分的干部有两万人之多。 1957年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后不久，毛泽东感到不太妥当，在周恩来送来的有关冯白驹的材料上曾这样批示：“冯白驹同志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就不要处理了，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 但由于广东省委已经宣布了对冯白驹的处理，因而就未作变更。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精神。 会议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这次会议是谈心的会议，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都参加，大家来谈谈心事，有啥说啥，时间不限制。 于是，冯白驹吧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话对党做了倾诉，对形势和广东省委的工作提出看法，对自己因所谓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受处分的问题提出申诉。 冯白驹坦率地说，不要庸俗的、机械的理解主席提出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能只片面的强调缺点或错误只有一个指头，广东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不少，而且还相当的严重。 “这方面的实例我不必多举了，陶铸同志在许多会议上也讲过不少了。 “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一句话，脱离现实” 冯白驹在申诉中坦率地讲：“陶铸、陈郁等三位同志，是党内优秀的领导干部，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几年来领导广东工作，做出不少成绩，使我很敬佩。 但是，缺点也还是有的，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突出和严重的。 冯白驹认为，广东在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要负主要的责任，“特别是陶铸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 1963年4月，冯白驹给中央写信，要求调离广东。 事实上，冯白驹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 1961年12月陶铸提出将冯白驹当做广东的元老看待，挂个空名，高兴了就到下面跑跑，了解点材料回来向省委提意见。 对陶铸的这个提议，冯白驹不同意。 他明确的说：“这样做，我是不愿意的，且当元老我也没有条件。 经中央同意，冯白驹于1963年4月离开广东，到浙江省工作。 职务除了原保留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外，另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 由于身体的原因和特殊的处境，冯白驹在浙江所做的事，所接触的人都不是很多。 1966年8月，冯白驹到北京出席当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参加华东局的讨论中，冯白驹说林彪很能干，但冯的乡音太重，好多人听不懂，还以为是在贬林彪。 在当时的情况下，冯夸林彪很能干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海南是林彪的四野解放的，冯白驹把自己对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并受到处理有意见的话向陈毅说了。 陈毅安慰冯白驹：“你是一位好同志，应该向前看，不要背包袱。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第四号人物。 1967年1月，陶铸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突然打倒。 “文革”开始时，浙江的群众认为冯白驹没有什么问题，都同意把他作为“三结合”的对象。 因为，一开始“造反派”也没有为难他。 但黄永胜、谢富治等通知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对冯白驹重新审查立案，对冯白驹更大、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造反派”抄家时，抄走了冯白驹的左轮手枪。 冯白驹最挂念的就是这支左轮手枪，他曾对秘书孔庆演说：“这是缴的薛岳部队的，对我有纪念意义。 当年冯白驹指挥琼崖纵队，接应渡海大军，一举突破了薛岳曾自嘘为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海南获得解放。 这支左轮手枪，对冯白驹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陪一个代表来杭州参观，总理突然问起冯白驹的身体状况。 不久，在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向中央报告了冯白驹的处境，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通知，“解除对冯白驹同志的审查”，并派专人照顾，住院治疗。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在北京逝世。 由于悼词的初稿过于简单，对冯白驹的评价缺少材料，周恩来很生气，指示浙江省委派人再次派人带冯白驹的材料上北京。 材料整理打印完毕送至中央时已经是午夜1点，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讨论对冯白驹的悼词和追悼规格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一些主要问题问得很细，最后，周恩来说，冯白驹的贡献在于他在远离党中央的条件下，坚持几十年艰苦的战争，革命红旗始终不到，很不简单，很了不起，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行，《人民日报》要刊登在第一版。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如永生野草般坚强的鲁迅先生： 当潮水涌上那个年代的堤岸，秋天连接了上一个秋天，你，什么样 当秋雨席卷最后一片落叶，秋天淹没了下一个秋天，你，什么样 跳过绿春悲秋忍冬，越过历史野蛮的洪荒，你出现在我的眼前，任时间的刻画，你的双眼没有变。 我无法触摸一个世纪前的你的脸，只能静静看你深邃的文字，窥视你的世界。 那些离散的岁月 那些暗淡的韶光 是你让消失的良知觉醒 使你改变了历史的航向 我与你终究是陌路人，但我认识你野草般的灵魂，还有你在黑暗中无奈的彷徨。 那时候的中国，在硝烟弥漫中苟且偷生。 麻木的国人只剩下了麻木的灵魂，还有无法拔出的腐朽的根。 你渴望用医药来拯救那些盲目的心灵，远渡重洋，却发现只用药也等于零。 于是你放下了心爱的手术刀，拿起了代替刺刀的笔，走上了另一座手术台,用那些深邃的文字去刺激那些麻木不仁的灵魂,割舍他们的劣根。 在你充满希望的微笑中，国人们觉醒了，终于，新的时代就要到了 天光散尽 浮云沉默 那些充溢着希冀的翅膀 即将飞翔 你为了心中的信念，愁白了双鬓的黑发，在你的梦想之路上辗转一生，却矢志不渝，用一颗坚强的心去面对一切黑色。 地下运行着烈火，奔腾，咆哮，即将喷出地面融化一切的罪恶。 而你是野草,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在烈火之中，会升腾起一个崭新的自我。 你说，信仰是你的生命，哪怕为此化为灰烬 因为你是在黑夜旷野上永远伫立的战士!你给了我一双锐利的眼睛 照亮了前方漫长的等待 你给了我一双翅膀 带我翱翔 时光的断层，被地壳褶皱成为了永恒。 你在多年前走过的路面，现在已长满幽幽的野草;你在多年前抽过的烟蒂，现在已经开满新季的花朵，而那些关于光阴的故事，全部被藏进了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是的，一切都变了。 我是百年后的新少年，你们曾追求的光明已经照在了我们身上，我们脚下这一条路也是你们用鲜血铺成的。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是你呐喊着，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用粗糙的双手，在满目疮痍中为我们找寻这一条希望之路。 你的一生已经被历史刻下，如同野草一般蔓延到遥远的远方，在灿烂的希望和不灭的阳光中永生。 此致 敬礼 一个新时代的少年 2009年9月12日 给鲁迅的一封信 尊敬的鲁迅先生： 您好 希望身居天堂的您能收到我这封微不足道的信。 鲁迅先生，如果您收到了，我会很高兴的。 我很喜欢您的作品，特别是上学期和本学期学习的《孔乙己》和《故乡》。 这些作品都充分地表现出您对封建社会的无比的憎恨，对于人们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感到悲伤。 您在作品中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穷酸迂腐而又善良悲惨的孔乙己，冷酷狠毒的丁举人，自私刻薄的"豆腐西施"，憔悴麻木的闰土老兄等等，他们给罪恶的封建思想带来了重重地打击，给读者的思想带来了新的革命。 您的反封建思想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我极为认同，我也很赞赏你那颗强烈得有些偏执的愤世嫉俗之心。 对你提出"医人不如医心"这个观点感到惊讶与佩服 您倡导了新文学革命运动，而且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者。 虽然文学革命之路很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被逮捕，甚至被杀头，但鲁迅先生您却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下去了，一点悔意也没有，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您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了。 记得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讲述了一个受迫害的"狂人"无论看什么书都写着"吃人"两个血红大字等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这篇小说还是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不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堪称"伟大 为五四文坛带来了一场雷雨，为许多文人带来了勇气，为读者的思想带来了革命性的解放 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 您最让我敬佩的一点，是您不但注重文学创作、翻译等工作，还很注重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关心青年的成长和国家的未来。 您经常接见一些学生团体，与学生们一起交流问题，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活动等。 由此看出，您是多么注重青年人，希望他们多接受新事物，多吸收先进的思想，在祖国危难之际，能够伸出巨手，为中国的崛起做出贡献 鲁迅先生，我以前看过您的一封信，是你写给一个大学生的回信，那种语气是多么温和，多么朴实和平易啊 跟读您的文章不同，许多人都说，与你交谈，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因为您和蔼可亲，并且很幽默，在笑声中，他们能学到许多东西。 希望您能回信，也希望有机会与您面谈，不过我希望在百年之后。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为天堂群仙做出更大贡献 此致 敬礼 XXX 1、小侦察员张嘎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 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xx，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 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 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 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xx主动拿出来上缴。 队长正式宣布把xx发给他使用。 2、草原英雄小姐妹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 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 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 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 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 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 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 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 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 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3、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 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 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 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 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 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 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 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 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 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4、少年游击队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 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 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 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 他们勇敢、机智地夺xx、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 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 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 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5、小英雄雨来 故事也发生在长满芦苇丛的河畔，晋察冀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配合八路军，同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展开了英勇斗争。 十二岁的小雨来为民兵和八路军站岗、送信、掩护伤员。 有一次被鬼子捉住了，他不怕敌人的威逼利诱，终于机智地跳到河里逃脱了。 后来他带领小伙伴们和民兵叔叔一起摆地雷阵，真真假假迷惑敌人，最后他把敌人引入地雷区，配合民兵叔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6、小铁头夺马记 日本鬼子到刘家庄来搜捕八路军伤员，儿童团员小铁头决定去报告八路军骑兵连。 路远来不及，他大胆的夺了鬼子队长的大红马，奔向骑兵连驻地。 敌人出动自行车队猛追，小铁头催马过营地，闯岗楼，渡运河，把敌人引进骑兵连的埋伏圈一举歼灭，小铁头最后也成为一名英勇的小骑兵。 7、视死如归的小英雄—刘胡兰 刘胡兰生长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在反动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统治的黑暗年代，恶霸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刘胡兰的心灵里从小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红军来了，把地主吕善卿家的财物分给了穷人。 刘胡兰从红军战士讲的故事里，懂得了革命的道理。 日本鬼子占领了文水县，地主吕善卿又当上了村长。 红军回到这里，领导农民们建起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刘胡兰担任了妇救会的领导。 8、芦荡小英雄—牛娃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一天，日本鬼子要从莲花镇给土地庙据点的敌人补充一批枪支。 我区委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区武装小分队老马去小鲁庄组织民兵，中途截击敌人，夺取枪支。 放鸭的小牛娃把送枪的鬼子和伪军引诱到芦苇丛里的蛤蟆湾，老马和民兵们一举歼灭了敌人。 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造成的恶果，从1959年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在1959年—1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在乡下蔓延。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发现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视为“四病”。 在生存重压之下，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行使“免除饥饿的自由”。 1959年7月到9月，包产到户再度静悄悄地蔓延开来。 何谓“再度” 原来，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 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 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 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 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 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 1958年的乱折腾把耿书记烦透了。 他认为，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太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没有积极性。 他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这一切都不对。 因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 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 他还说：“长期固定下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 新乡地区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户。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 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3年不变”的办法。 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 1956年—1957年的包产到户，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而1959年的包产到户明显是抵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 1959年包产到户的人们借用了时代口号，以求减少迫害。 比如河南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实施者说：“包产包工到户，符合多快好省原则。 “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口号。 总路线全文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止河南，江苏一些地方也把农活全部包产到户，叫“定田到户，超产奖励”。 社员干脆说：“土地分到户，耕牛回老家。 在湖南，农民们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 农民们埋怨说：“共产党为什么管得这样宽 你只管收购就是了，生产生活随我搞。 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有的队取消了集体劳动。 为什么河南等一些地方领导人胆量这么大呢 也有原因—中央在1958年底到1959年夏季的若干次会议上退让了，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实质是退到原来的初级农业社为基础。 这样，人民公社保持了一个架子，可伸可缩。 中央还决定可以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即更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的一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队，其余作为奖励归小队支配。 一些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个风向，才敢于试验。 不过，他们比中央退得更彻底，干脆退到了家庭。 反正大家都是退，多退一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官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庐山会议突然从纠“左”转到反右，风向大变。 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寻找典型，雷霆万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包产到户这一帮人当然就被网住。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是从集体退到单干，“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文件时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的报告时指出：包产到户“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实际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时说，今年5、6、7月间，农村出现的“右倾的邪气、歪风”，“实际上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 于是，到1959年末，各地包产到户均被强行取消，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的试验夭折。 但是，1961年春，包产到户第三度卷土重来，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 中国农民求生本能再次冲破了重重警戒线。 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把扭转困难局面的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 应该说，包产到户能够第三度崛起，与这几位领导人主持大局密切相关。 这一次起点是安徽。 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 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 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 甘肃、浙江、四川的一些地方，10户有7户。 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10户有4户。 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大略如是。 就全国而论，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 1962年堪称是包产到户年。 这一探索，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此事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关。 毛泽东历来喜欢田家英，这是中央领导人都知道的。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去湖南乡下调查。 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但是，一向尊重实际的田家英，下来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急迫呼吁，就站到了包产到户一边。 调查结束之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 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 李富春在6月也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浮肿和逃荒要饭的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比过去高了。 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接着，邓小平引用了老搭档刘伯承的一句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是说的打仗。 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 你不承认这个退 农业不是在退 公社不是在退 ① 这些话显然支持包产到户。 “文革”结束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起来包产到户，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看来渊源很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 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 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 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到7月中旬之后，刘少奇也开始批评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 这是他了解到毛泽东愤怒之后的被迫转圜。 事实上，刘少奇在半年前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话说彭德怀指出的一些事实符合实际，建议解放彭德怀，从而引起毛泽东不满。 刘少奇明白，必须加倍小心。 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被置于死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支持“三自一包”。 毛泽东冷冷观察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 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激烈地声讨包产到户。 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 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 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 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单干从何而来 毛泽东认为来自党内。 他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 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 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准备。 毛泽东说：“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 三天之后，毛泽东怒火冲天地对中央主要负责人说：“你压了我几年了嘛 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 越讲越没有前途了。 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批了邓子恢，也批了田家英，还隐含着批了刘少奇。 随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 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自毛泽东发火之后，政治局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者。 在紧接着于9月24到27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做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扩大化论断，指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刻存在。 这一切，标志着“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更严重的发展，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 包产到户第三度偃旗息鼓，农村经济继续陷入凋敝的困境。 1.刘胡兰 刘胡兰，10岁起参加儿童团，12岁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2.儿童团团长海娃 有一次，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安排儿子海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 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一路上受尽折磨。 深夜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 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 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陡峭的山路上，乘机拼命往山上爬，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 海娃忍着疼依然坚持到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3.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 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 4.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男，1941年生于江苏邳州，1949年9月在重庆被害，遇害时年仅8岁，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小的战士。 小萝卜头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一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经过地下党对特务的斗争，他才在监狱里上了学，由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作他的老师。 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东西、传递信息和秘密情报，在门口放哨，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等。 5.王二小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 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一次日本鬼子又来“扫荡”时迷路，就叫王二小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敌人知道上了当，气急败坏之下，将王二小用刺刀刺死了，年仅13岁。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 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 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 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 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 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 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 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 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 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 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 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 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 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 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 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 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 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 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 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 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 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 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 今后要修改。 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 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 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 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 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 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 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 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 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 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 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 “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 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 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 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 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 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 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 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 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 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 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 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 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 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 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 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 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 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 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 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 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 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 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 这纯属猜测。 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 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 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 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 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 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 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 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 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 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 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 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 是否有些不服气 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 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 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 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 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 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 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 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 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 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 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 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 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 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 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 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 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 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 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 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 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 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 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 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 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 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 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 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 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 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 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 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 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 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 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 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 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 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 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 “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 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 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 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 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 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 王怀忠已被执行死刑 1946年8月1日生于安徽省亳州市 1993年3月，任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1995年10月，任阜阳地委书记 1996年2月，任阜阳市委书记 1999年10月，任安徽省副内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 2001年4月7日，被“双规” 2002年9月28日，被依法罢免人大代表职务 2002年9月30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并由最高人民容检察院立案侦查 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 2003年5月13日，王怀忠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侦查终结后，依法指定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 2003年12月10日，此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参考资料：http://www.baidu.com/s?wd=%CD%F5%BB%B3%D6%D2&cl=3